行成功时，厂长握着明辉的手说：“苏先生，这下咱们不用看洋人的脸色了！”这个后来被称为“苏记电机”的部门，竟成了中国早期民族电力工业的摇篮。

第六节 机遇背后的历史回响

1917年春天，苏明远站在新落成的阳泉发电站屋顶，看着电流通过电线点亮矿区的灯盏，突然想起父亲苏承宗临终前的叮嘱：“经商如行船，看得见的浪头好躲，看不见的暗礁才致命。”此时的中国，正处于新旧思潮碰撞最激烈的时代——新文化运动的火种在北平点燃，实业救国的呼声与军阀混战的枪炮声交织，而苏记家族的商业版图，恰如一叶扁舟，在时代的洪流中寻找着自己的航向。

在上海的工商联合会上，苏明辉代表华商宣读《抵制外货倡议书》时，台下坐着年轻的荣宗敬和周学熙。他们共同目睹了苏记用“技术+资本+政商智慧”在夹缝中开辟的道路：当外资企业用技术壁垒封锁时，就拆解逆向研发；当军阀政府索要无度时，就用商业合约捆绑利益；当资本市场充满陷阱时，就联合同业建立价格同盟。这种生存智慧，既带着传统晋商的狡黠，又融入了现代企业的博弈逻辑。

历史的吊诡在于，当苏记在汽车轴承和电机部件领域崭露头角时，他们无意中踩在了中国民族工业转型的节点上。那些在技术攻坚中培养的工程师，后来很多成为汉阳铁厂、江南造船所的技术骨干；那些与外资博弈积累的经验，为日后华商对抗国际托拉斯提供了范本；而在政商关系中坚守的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，则成为民国实业家群体独特的精神标识。

暮春的阳泉矿区，一列满载煤炭的火车正驶往京张铁路工地。车厢连接处，苏明远与苏明辉并肩而立，看着窗外掠过的黄土高原。“明辉，”明远突然开口，“你说咱们这辈子，到底是在做生意，还是在赌国运？”

明辉望着远方天际线，那里正有新的工厂烟囱拔地而起：“大哥，父亲说过，商道即人道，国运盛则商运兴。咱们现在做的，不过是在这乱世里，给中国的实业扎下几根桩子。”

风从西北吹来，带着煤烟与泥土的气息，也带来了远处隐约的枪炮声。兄弟俩都没再说话，只是握紧了手中的图纸——那上面，既有即将开工的汽车轴承新厂规划，也标注着避开军阀混战区域的运输路线。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变革时代，苏记家族的商业传奇，正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，继续书写着中国民族工业的早期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