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;考据”，有些则须用别的方法，如章学诚说的“性灵”和“神解精识”，所谓“古人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竹帛之外，别有心传”，一味考据，恐怕就会落入学问的“下乘”，并可能迷失研究的方向。

《杜润生自述》里说：初到国家农委上任，正是1979年年初，发现江苏一枝独秀，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。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，也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。

他又引述高王凌的研究，说：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，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“传统工业区”，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，已成为当地“农民”的“主要收入”。而且，到二十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，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，但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趋于凋落。纵观历史，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，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，也是难以遏止的。

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，杜润生提出，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，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：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，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，一种是较差的“三靠队”。所谓“三靠”，即是“吃粮靠返销，生产靠贷款，生活靠救济”。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，显得问题最大。

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，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，问题也很大，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。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，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。然而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，这种需要很难满足。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“脱贫”问题，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“致富”要求。它几乎已经到了“山穷水尽”的地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