岁先入觐。公（傅恒）尝命司属代作诗相嘲，中有句云‘名胜前番已绝伦，闻公搜访更争新’，文忠辄易‘公’字为‘今’字，便觉酝藉”（《簷曝杂记》，卷2，《傅文忠公爱才》）。

（42） 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摺》，十五辑。

（43）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，是月。

（44）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己卯，上谕：至此事在本月初九日，该督抚等身任地方，每日随行，岂竟一无所闻？而皆置之不问，经步军统领衙门查明具奏，朕始知之。封疆大吏，所司何事？人命至重，朕清跸所至尚尔如此，则平时之玩忽从事更不可问矣。

（45）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壬戌谕。

（46） 起初，阿睦尔撒纳率众来归，皇上虽认为他“为人诡诈反复，全不可信”，却又因其“乃最要之人（在四卫拉特中，其掌握辉特、和硕特、杜尔伯特三部），伊若来降，明年进兵大有裨益”。于热河入觐时，阿面陈进兵准噶尔方略，因“赐上驷与之乘，亲与其分较马射，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，赐宴而退。阿悚然，时冬月严寒，阿逆汗下如雨，退告其下曰：‘真天人也，敢不慑服！’”（《啸亭杂录》卷3《西域用兵始末》）。遂封其为亲王，令率领北路大军前锋，弃清军上三旗纛帜不用，仍用“旧纛”（此已不当）。果然，军马“如入无人之境”，“未折一矢，诸部争迎，伊犁悉定”，封双亲王。随后，阿渐露欲为四卫拉特总汗之意，与清廷善后方案意见不一，六月即令班第可“便宜从事”，六月底，以阿睦尔撒纳“图据准噶尔已无疑义”，与其俟其变乱，莫若先发制人。密令班第等，如阿尚未起程入觐，即行擒拿，在军营正法；如已动身，则另行办理。复因事机不密，遂致脱逃。但阿逆始终不能与清军小股部队相抗，其非“预谋叛乱”可知矣。至于潜逃之直接动因，据其自述系“遵旨入觐，行至乌隆古地方，闻有拿我之信，不得已潜避”。与其部众言：阿某非不臣，但中国寡信，今入境如躯牛羊，大丈夫安肯延颈待戮？俄国史料也记载阿在入觐途中“截获了由北京下达给将军们的命令”（《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》，第300页）。赵翼等则记六月间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奉旨先归，阿私下以总统四卫拉特之意，请其代奏。及额驸入京，竟不敢代奏。而阿中途迁延，犹有所望也。迨至八月中旬，旨仍未下，阿疑事已中变，恐入觐得祸，遂叛走（《皇朝武功纪盛》2；《啸亭杂录》卷3《西域用兵始末》）。皇上亦知阿与班第等意见不合，屡次被参，“自生猜疑”，把一部分责任推在了班第等人身上（庄吉发：《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44～45页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