抚卫哲治疏参原任湖南盐驿道谢济世“纵子指官撞骗”，命逮讯谢济世。（50）

或谓胡中藻案非一般“文字狱”，而是针对“朋党”问题的，（51）其说亦不无可疑。（52）其间的打击目标多在一些官僚大吏。（53）于以下事例亦可见一斑。

据说，胡中藻案发生后，内外臣工震惊之余，感受各异。皇上交代即将离京赴任的浙江按察使富勒浑一个特殊任务：留心体察在籍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对此有无怨言？富勒浑在兵部时，是梁诗正的下属。没想到梁一本正经地表示，胡中藻罪有应得，并谈了自己仕宦多年的体会：“总之笔墨招非，人心难测，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，免贻后患。”富勒浑不甘心，不久又借机到梁家，引出胡中藻的话题，梁则大谈为官之道：“一切字迹最关紧要，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，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，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。”皇上得到密报，很满意，在富的折子上批示：“梁诗正知惧，尚不至于怨望，何必探求？”过了两年又起用梁诗正为工部尚书，就是因为梁诗正“知惧”，已被文字狱吓怕了，驯服了。所以孙嘉淦批评当时官场风气：“趋跄谄胁，顾盼而皆然；免冠叩首，应声而即是”。（54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