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‘是吗,伙计?’他说。
“‘是啊,’我说。
“‘那好吧,’他说,‘你告诉我是什么酒,我给你拿过来。’
“‘是布什米尔酒,既然去年十月你就准备好了,为什么不加上利息给我双份呢?’”
埃蒂皱皱眉头。“这可不是好主意,老兄。”
“那时我可觉得这是有史以来人想出的最好的主意。我会忘了鲁普,也不会再看见走路的死人,也许连吸血鬼也看不见了……那些蚊子,我后来一直这么叫他们。
“八点的时候我已经喝醉了。到九点的时候我已醉得不轻。十点的时候,我又像从前一样烂醉如泥了。我隐隐约约记得好像是那招待把我扔出来的。记得稍微清楚一点的是,我第二天早上在公园里醒来,身上裹满了报纸。”
“又回到起点了。”苏珊娜咕哝着。
“是啊,女士,又回到起点了,你说得对,我说谢啦。我坐了起来,觉得头要裂成两半了。我用两腿夹着脑袋,它并没有爆炸,我又抬起头来。离我大概二十码远的长凳上坐了一个头上裹着方巾的老太太,一个貌不惊人的普通老太太,她正从一个纸袋里掏出果仁来喂松鼠。只不过她脸颊上和额头上爬满了蓝光,她呼吸的时候,那蓝光就在她的嘴里进进出出。她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一只蚊子。走路的死人不见了,但我仍然可以看见第三类。
“对这事的合理反应就是再次喝醉,但我遇到了一个小问题:我没钱。很显然有人趁我躺在报纸毯子下面熟睡的时候掏空了我的口袋,还真是干净利落。”卡拉汉笑着说。但那事并没有什么好笑的。
“那天我还真找到了人力公司。第二天也找到了,第三天也是。然后我又喝醉了。这成了我那个夏天的习惯:清醒地工作三天,一般都是在建筑工地上推手推车,或是帮搬迁的公司抬箱子,然后我喝一夜的酒,用第二天来恢复。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。星期天不算在内。那个夏天我在纽约的生活就是那样的。好像我到任何地方都能听到埃尔顿·约翰的那首歌,‘今夜有人救了我的命’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夏天这首歌特别流行。我只知道我到处都能听到它。有一次我替卡威搬家公司工作了五天。他们管自己叫装配兄弟。那是我七月份最清醒的几天。第五天负责的人过来问我愿不愿意全职为这个公司工作。